关于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走势的一些看法

综合考虑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在5—10年的较长时期内保持比“九五”略低的7—8％左右的较快增长速度，仍是可能的。“十五”计划建议，预定下世纪头10年，我国GDP再翻一番，也就是年均增长7．2％。我认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考虑。

明年的宏观调控不能光靠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来带动企业和社会投资，还要千方百计采取增发国债投资以外的各种政策手段，进一步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之形成即使减停增发国债投资也能持续增长下去的势头。

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制止通货紧缩趋势的同时，要注意防范财政风险和警惕通货膨胀抬头；要做好准备，适时向中性的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过渡。我们要坚持两点论，既要抑通缩，又要防通胀，要注意通货膨胀有益无害论的重新抬头

在今年四月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我们曾较早地提出，“今年我国经济增长扭转七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持续下降的趋势，实现止降转稳或止降回升的转折，是大有希望的”，并指出，“几年来我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再盼望的拐点，今年很有可能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判断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尽管对“拐点”以后中国经济走势如何还有不同看法，重要的是，事实证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七年持续下滑的局面已得到扭转。中央在总结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时，也已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机。我们所说的拐点，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它不是指严格数学意义上的拐点，而是指标志经济增长速度止跌趋稳或止跌回升那样一个转折点。

随着整个国际经济形势的继续好转和国内各项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与去年相比，我国经济表现得更具活力。今年1—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8．2％，与去年同期7．4％的增长速度相比，加快了0．8个百分点。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向好。1—3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比去年同期加快2．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9％，比去年同期加快4．8个百分点；社会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9％，比去年同期加快3．6个百分点。从价格形势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前三季度同比上涨0．2％，去年同期为－1．6％；投资品价格涨势不停，通货紧缩趋势开始得到有效抑制。尽管今年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很牢固，仍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去巩固，但只要今后几个月不出现重大的逆转因素，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将无疑超过去年的7．1％，全年达到8％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当然，在肯定今年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我国经济还面临着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有：投资需求特别是民间投资需求后劲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镇内部仍然存在的低工资制制约了消费的持续回升，经济结构不合理，科学技术落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因素仍很突出，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必须重视解决，国民经济较快增长的势头才能持续保持下去。

今年国民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预示着我们将完成整个“九五”计划原定的年均8％的增长目标。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可达87000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超过1万亿美元。“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不仅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现在各有关方面正在就这些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以便为制定“十五”计划提供依据。在这里，我只想简单谈谈“两个根本性转变”和宏观调控这两个问题。我以为，“九五”时期在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对“十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九五”期间，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市场的过渡。这表明我国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从更根本上说，这应该看作是经济体制转变的结果。在前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九五”期间，继续推进了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增强。市场供求格局的变化和市场竞争作用的增强，迫使企业重视提高经济效益，注意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各级政府也逐步认识到，为了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必须大力调整结构，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把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放在重要地位。

在体制转换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与过去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的时期相比，速度自然会受到影响。“九五”时期尽管完成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原定8％的目标，但与“八五”期间年均增长12％相比，低了3—4个百分点。当然我们不能光从速度来论“九五”。虽然即使就速度来说，不论与同期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的表现也是突出的，而且“九五”中、后期增长速度的下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了国际市场、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九五”期间经济增长质量有较明显的提高，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合理，经济效益逐步改善。胡鞍钢9月29日在经济日报有一个谈话，列举了“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的初步成果，可以参阅。比如国民经济能源消耗率的下降，1996—1999年经济增长了36．7％，而能耗却下降了7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由1995年4．02吨标准煤降低到2．7吨标准煤；而能耗的大幅降低又同经济增长主要靠发展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金融等服务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特别是“九五”后两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多数行业、地区出现了扭亏增盈的良好态势。这些都是实施“两个根本性转变”取得的初步成果。我很同意胡鞍钢说的“九五”期间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长模式的转变，这与“九五”期间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是分不开的。这为我国“十五”和更长时期进一步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奠定了基础。

二、“九五”期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比较健康的持续增长，避免了大上大下的巨大波动，这是与宏观调控在反通胀和抑通缩这两个方面取得的成效分不开的。

“九五”前期，针对当时存在的高通胀问题，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经过连续3年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迅速扭转了高通胀局面，在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1996年GDP增长9％，物价上涨6．1％）。1997年以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市场出现的供大于求的复杂情况，在没有先例、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又通过实行以增发国债扩大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在1998年和1999年发行2100亿元特别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今年以来又两次累计增发了1500亿元。加上地方、部门和企业的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有效地扩大了全社会投资规模。去年下半年大幅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推动了消费需求的增长。此外，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也是促进外需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积极推进各方面的改革。这些举措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止跌转升和企业效益的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回升势头的巩固还需要我们的努力，但现在已可看出，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对抑制通货紧缩趋势已产生了初步效果，从而在同一个五年计划中积累了治理通货膨胀和遏制通货紧缩两方面的经验。如果没有反通胀和抑通缩两方面的努力，很难想象“九五”期间我国经济能取得保持较快增长、避免大起大落的成绩。这对我们正确思考“十五”期间宏观调控政策，保证今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入21世纪初，我国将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大约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基本实现代化的任务。“十五”计划和新世纪头十年，是实施第三步战略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走势如何，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五”计划建议，再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面对国内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众多矛盾和问题，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要求我们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进入新世纪，我们能不能保持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平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呢？在今年春季座谈会上，我曾说过，在这一阶段，虽然从个别年份、从局部领域看并不排除出现两位数增长速度的可能，但从中长期平均趋势来看，期望我国经济回复到过去二十年那样，继续以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然而综合考虑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在5—10年的较长时期内保持比“九五”略低的7—8％左右的较快增长速度，则仍是可能的。

从有利条件看，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又有较高的储蓄率，且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建设，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未来发展打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以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为龙头的科技进步进程将为我国经济注入持久不衰的活力，还有无与伦比的宽阔的市场，增长潜力都极为巨大。

另一方面，面临的制约因素也不少。在人口、就业、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面临着巨大压力和不利条件，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素质、创新能力及与其相应的体制要求会越来越高。

我在这里重提这些旧话，目的是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角度来看待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世纪初5—10年里，将经济增长速度把握在不是过高的10％左右而是较快的7—8％左右的水平，有利于我们把更多的力量用于深化改革、结构调整、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也就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7—8％左右的年均速度，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有赖于在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五中全会的《建议》在把发展作为“十五”计划主题的同时，强调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着重地阐明了这些方面的方针政策，这正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

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一再表明，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历史趋势，且有一定的阶段特征。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由于要进行大规模有形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往往呈现出粗放型增长的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的积累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内容，经济增长将呈现集约增长的特征。这已被经济计量研究所证明。

对大部分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在自发状态下实现的。但对我们来说，必须把这一自发的历史过程转变为自觉的行动，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也应该自觉地吸取前人的经验。更因为，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有自己的特殊的资源禀赋和历史起点，我们必须自觉地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为其构造体制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轨转型，我们的发展观也要与之相适应，树立全面的发展观，不宜再把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和领头指标，要适当淡化对数量和速度的要求，强化对结构和质量的要求。宜用“较快增长”的提法，替代“高速增长”的提法，通过结构的升级和质量效益的提高，来实现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今后五到十年，如果我们能在7—8％年均增长速度基础上，创造出比过去两位数增长速度时更好的效益，更合理的结构，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那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佳景。“十五”计划建议，预定下世纪头10年，我国GDP再翻一番，也就是年均增长7．2％。我认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考虑。

关于“十五”计划时期的宏观调控，五中全会《建议》有这么一段话：“综合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等手段，发挥价格、税收、利率、汇率等杠杆作用，引导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根据经济形势实施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近期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带动企业和社会投资。”这一段话有三个要点：一是要利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和杠杆，保证经济稳定发展；二是从整个“十五”中长期来看，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实行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三是“十五”前期，还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们知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1998年起实行，对扩大内需、促进增长、抑制通货紧缩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今年开始明显见效，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指数止降企稳和回升的转机。但由于需求增长乏力的问题仍未过去，稳住经济增长速度的任务十分艰巨，明年仍需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的稳健货币政策，这一宏观政策的取向同《建议》提出的对“十五”前期的要求是一致的。

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实行了两年多，“十五”前期继续实行一段时间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但是，以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长时间实行下去。按照《建议》的要求，宏观调控政策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十五”前期如果继续按照目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进行调控，则在国内外相关因素的前提下，“十五”中、后期的经济走势有三个可能。一个是将摆脱目前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阴影”，走入正常增长。这样，宏观调控要采取中性的，不松不紧的政策。第二个可能是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走向新的通货膨胀，这就要求实行适当从紧或者紧缩性的宏观政策。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停止实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很自然的。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十五”前期实行一般积极的财政政策后，中、后期仍然不能摆脱需求不足和通缩压力，社会投资、民间消费和国外需求仍上不去。那么是不是仍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扩大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呢？这就要考虑继续长期实行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一是增加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债务和赤字过大，会导致支付危机，引发严重通胀的危险；二是资源配置中计划和行政色彩增强，这与改革背道而驰；三是政府投资效益递减，腐败滋生源头递增。所以不能长期指靠以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来对付持续的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问题，而要着眼于增加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之形成需求持续增长的机制，并从供给方面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解决。这些重大举措不能等到前期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中止实行以后才着手进行，而要在“十五”前期（包括明年）还有空间和余地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就要努力抓紧去做。也就是要把稳住明年的短期增长任务同促进整个“十五”中长期稳定增长任务结合起来。所以我认为明年的宏观调控不能光靠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来带动企业和社会投资，还要千方百计采取增发国债投资以外的各种政策手段，进一步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之形成即使减停增发国债投资也能持续增长下去的势头。为此要从观念准入、税费负担、融资等等方面，对民间投资以更大的支持；要从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广辟农转非的途径，减轻负担等方面大力增加农民收入；要确立迅速改变目前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比重偏低的政策，形成个人收入随经济发展而经常增长的机制；在住房、轿车等方面加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力度，并加快步伐；要改革投融资体制，调整政策使之向这些方面倾斜；要更加灵活地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千方百计为形成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机制作出努力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财政风险和警惕通货膨胀抬头；要做好准备，适时向中性的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过渡。

何时停止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何时需要采取中性的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主要看供求形势和物价形势。如果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同时富余生产能力大大消减，物价持续上升，就要考虑财政货币政策的转向，是否减少国债余额和降低赤字比例，适时调整利率水平，等等。比如，如果物价上涨率接近到名义利率等，我认为，就有必要考虑提高利率，以防止出现负的实际利率，避免其强化通胀的局面出现。

从目前情况看，现在仍有富余的生产能力，存差也还较大，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到警戒线，消费品物价水平由负转正刚刚开始，多数消费品仍是供过于求。因此，近期对于通货膨胀的危险不要看得过重。

但是，由于投资回升和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国内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势必会对整个市场价格产生影响，推动价格进一步攀升。由于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滞缓，最近市场供求形势稍有好转，恢复已经压缩的多余生产能力，盲目扩大加工能力的趋向重新抬头，争投资、争项目的“热情”又重兴起。今年粮食出现大幅度减产，今后几年粮食形势亦不容盲目乐观，不排除出现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逆转、粮价持续上涨，从而引发价格总水平突发式上涨的可能性。要认清通货膨胀问题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渐进积累并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考虑连续几年实施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对刺激需求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国家财政主要向商业银行增发大量国债，如果最终导致中央银行超常增发基础货币，会形成价格上涨的压力。如果较多的国债投资项目最终效益不好的话，也会造成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也会导致价格上涨的压力。因此，随着经济的止降升温，不能不看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坚持两点论，既要抑通缩，又要防通胀，在继续巩固经济回升势头的同时，警惕物价上涨压力增加过快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密切注意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胀与缩在关节点上要给予特别的注意。现在就要注意通货膨胀有益无害论的重新抬头。